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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萃】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

  早慈巷:位于今儿童公园东墙外,南起西举院巷东口,北至香米园南巷,长409米。因靠“贡院”考场,为防止越墙舞弊,在院墙头插满枣刺而得名枣刺巷。1917年雅化为早慈巷,1966年曾改名为富强巷,1972年恢复原名。开拓与明景泰元年(公元1450年),当时西侧是贡院,是乡试、会试的考场。为防止越墙作弊,在周围墙原头蓬满枣刺而得名枣刺巷,后雅化为枣慈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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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辞、赋的关系、不必拘于《楚辞章句》以书定名及《文心雕龙》《文选》文体分类之囿,而当回归辞、赋合一的原初实情。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,应当出脱《诗》学经义的立场。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,必须确认《诗》《骚》异体与《骚》、赋源流,并就体制、篇章、句式、名物、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。

  楚辞本是对楚国屈原、宋玉等作品的通称,或以《离骚》代之,宋黄伯思《校定楚词序》更泛称“屈宋诸《骚》”,谓“皆书楚语,作楚声,纪楚地,名楚物,故可谓之‘楚词’”。及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以书定名,首题刘向所集,然向子歆奏进《七略》,只言屈原赋二十五篇。刘氏父子与班固都视所集为赋,作者亦然,如汉初贾谊作《弔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全拟屈辞而命名为赋,辞、赋为一,骚、赋无间,是谓“骚体赋”,迄清如戴震《屈原赋注》、马其昶《屈赋微》、现代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、沈祖绵《屈原赋证辨》、刘永济《屈赋通笺》都是如此。论赋,亦辞、赋不分,屈、宋楚辞被确指为汉赋的源头。

  自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直到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以《辩骚》《诠赋》分论、萧统《文选》骚、赋别类,后二书在“文章”的总体系统中分类愈细,在下级的文体分类系统中,辞、赋或《骚》、赋固可分别,实惟分类层级所致。实际上辞、赋或《骚》、赋本来为一,这是讨论辞、赋或《骚》、赋关系问题的原点。回到这一原点,“楚辞”作为对楚人诸作之称,但楚辞产生之初,即以散语长篇而具“楚语、楚声、楚地、楚物”,迥异《诗》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,不待拟造,即已显示不同于《诗》的文体特性。

  楚辞诸篇显见异于《诗》之内容和形式的鲜明特征,但并非遵循的定式。从情感特点来看,《离骚》《九章·远游》等篇怨怼激发的主体情感与《九》情爱代言的凄迷哀婉、《天问》带着的穷极追问、《招魂》极其的铺陈不尽相同;从篇章结构来看,复杂无伦、重三倒四而非汉代拟作的整饬有序不同,《离骚》《招魂》《天问》长篇与《九章》《九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短制有异,《离骚》等多以主体情感抒发为主线,《卜居》《渔父》则以问答构篇;从句式结构看,《离骚》等以散语长句为主,《天问》《橘颂》等则多短句,《九》长短参差,各篇固有句式对举,但并不着意,总体上较为随意,本质上是散语入韵;从语词运用和铺陈来看,也有复沓繁难和简明流畅之别;从名物铺陈看,则《离骚》等长篇名物为多,《九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及《九章》中的短篇名物为寡。

  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扬抑不一,但都本于儒门经义。按照汉儒的理解,屈原“露才扬己”,是为不谦;“忿怼不容”,情同犯上;“沉江而死”,不谓明哲。也许儒学的化不尽“原始”的本义,但“独尊儒术”确是汉代君主的策略,而屈原以帝胄自许,以高洁自任,焉如陋儒谨守?披发而狂,长当哭,安如“怨而不怒”“哀而不伤”?国家既没,庙不存,又何堪辱苟活,独善其身?其高洁纯粹而系于理想的人格岂以之义可以方之?屈原仿佛从远古三代走来,带着纯粹高洁的人格,这正是执于化思想的后儒所不乐认同的,何况楚狂气性,异于鲁地崇礼,诚如洪兴祖所谓“士见危知命,况同性,兼恩与义,而可以不死乎”,对于屈原来说,不是汉儒所谨守的君臣之义,而是庙之于自身的帝胄贵族任持,正是死得其所。不必揣度屈原受到孔孟思想的影响,毋宁说战国时代的屈原具有老、庄、孟那样“大过人”的理想。

  无论是刘安《骚》兼风雅、班固“恻隐古诗”之说,还是王逸以至南朝刘勰对于屈原作品的褒贬,都是本于《诗》学经义的立场。屈原的理想都是上古文化的遗响而来,然为汉儒据为经典,于是依经立义,就形成话语的垄断,汉儒所取用的资源在此,但反过来追认为儒学的经义,就从鲜活的理想变成了的。

  在某个角度上说,文学创制的形式和语言是决定性的,对于屈辞而言,文本几乎是唯一可资阐论的资源,尽管《离骚》总被附会风雅,但没有人能够在屈原诸作中找到《诗》的形式影迹甚至片言祖述。只有跳出的藩篱,才能说出原本简单的事实。

  屈辞为抒情之作,宋玉作品除后人明标为赋者外亦然。情感的抒发是根本性的,其中所涉理、事被激越的情感裹挟,篇章结构都随情感的抒发展开,往往杂乱无序,重三倒四。情感的抒发并不在于后世所谓篇章的结构,只有清晰的写作思维才斤斤讲究“谋篇”的章法。《九》中除《国殇》祭祀楚国阵亡将士外,都写神恋,愁怨惆怅,营造水湄山中的凄迷场景,多在情景交融,可称意境。屈宋等“楚辞”与汉代拟作不同,后者虽亦抒情,但以明显作意构篇而或取于儒、道,为本,或以事构篇,次序井然。

  汉代骚体赋对于屈宋等“楚辞”的传承,根本上就是抒情,与汉大赋承接宋玉赋叙物,并为两大主线。汉代骚体赋因其所祖不同,厥分四途:一是弔悼屈子,或以自悼。二是《太玄》《思玄》之制。三是或代为抒情,以恋情为主。四是其志。五是纪行之作。六是楚辞变体,从抒情转为叙物,或与大赋相合。屈宋等楚辞抒情是主导性的,是为全篇结构之本,理、事则在其次,一唯抒情所需;屈辞的情感融合了源于三代的理想、身系的贵胄情怀以及南国楚人的狂狷气性。汉代骚体赋主体情感则主要系于一己之进退、宠辱、,或作为臣子“心存魏阙”之维,而且情感本身为所,或起于情而止乎理。只是理有分殊,除了贾谊之作及扬、张二《玄》之外,汉代骚体赋所反映或依据之理就是经义,从根本上说,经义乃是思维的基本方式甚至心理定势,无论抒情、述志、纪行,最终都归于此,经义充当了情感的平衡。

  在屈宋等楚辞作品中,抒情统摄理、事。汉代骚体赋则由虚转实,取于经籍和自古至今的故实承载或引发主体的历史感慨,不用说出于主体的“学者”博识和严谨,如扬雄、班固、张衡诸作,然已屈子之作的“旷荡”,因而也就失去屈辞那种无所依凭的绝世和纯粹品质。在篇章结构上,则是由屈宋之作的繁复杂沓变为结构严谨、层次分明。而且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楚辞之作,篇幅长短不同。

  屈原《离骚》楚辞以及汉代骚体和大赋的传统,为《诗》之后的伟大创制,从此《诗》《骚》并峙,二者不同,根本在于体制之异。体制的形成,要在句式。从这个角度比较屈原诸作,不是“诗”而是称“辞”即表明《诗》《骚》体制的根本区别。屈辞诸篇虽有大致相近的句式,但非整齐划一,而是长短参差,随意变换,这是区别于《诗》并后世诗语整齐句式的重要特征。

  相对于《诗》四言的整齐划一而言,屈宋等楚辞本质上都为散语,惟此才能经由宋玉弃情叙物的转换而成为“散体大赋”,班固谓“赋者古诗之流”,却根本不可能给出散体赋演变于《诗》四言的证明。散语之于《诗》四言和后世诗语整饬的基本特征,就是不以句式之限而省略或压缩、“句法成分”,而是以相对的长句保留这些成分,即有省略,也较诗语如四言、五言具有更大的容纳空间。散语偶句入韵,又以“兮”字单句拉长语气,形成楚辞可诵的独特体式,“兮”字用以拉长语调,加强感叹的效果,正合诵的需要,去之则立即失去抒情的感染力。汉代骚体赋的句式当然绝多末尾“兮”字,但后来拟作必不反证楚辞都是如此,《天问》《招魂》不然,只是汉代罕习而已。骚体赋对楚辞句式的模仿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取于整饬,以上七下六为常。

  《离骚》以句中虚字连接更多的字词形成复杂结构的长句,并以句尾虚字加强情感的表达和咏叹的效果,实质上乃是借助虚字以使散语长句成为韵语,较之《诗》语四言的拘限具有情感表达和名物容纳的更大空间。屈宋等楚辞的长篇巨制和散语长句较《诗》具有远为丰富的名物铺陈空间,古人“物事”“事物”相连,事亦物,楚物、楚事显示屈宋等楚辞之于《诗》的不同特点。

  冯衍《显志赋》是汉代骚体赋较为典型的文本, 从抒情、篇幅、句式等方面看,虽有《离骚》影迹,但更近《九章》的《哀郢》。汉代骚体赋尤其是纪行赋既以议论抒情,则于篇章谨于结构,句式归于整饬,名物比兴为寡,形容描写不盛,即如张衡《思玄》巨制亦然,不用怀疑同一作者所作《西京赋》名物语词铺陈的巨丽壮观,只是骚体赋抒情接续屈宋楚辞的流韵,却没有继承其“美人香草”和反复陈辞的形容描写,而屈宋楚辞的这种形容描写却在弃情叙物的汉大赋翻作波澜,显见屈辞经由宋赋直到汉赋的分途,只有大赋才是一代“辞章”之盛。

  (作者单位: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。《大学学报(哲学科学版)》2020年第2期。中国科学网 张雨楠/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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